從中華智慧看香港的管治與興衰
中華智慧管理學會會長彭泓基

2009年5月中旬

引子：《香港學堂》
杜鵑盛綻、春花競研，三月裡一個夕陽斜照的黃昏，香港大學的明華綜合大樓，偌大的演講廳上，坐滿了關心香港未來、家事國事的熱心人們。那是港大通識教育部邀請《香港學》倡導者洪清田博士主辦的《香港學堂》講座，原為同學們籌辦的六講通識課程，可能是因為適逢暮春時節，“考試花開”的日子，大部分都躲到圖書館或宿舍裡去鑽研“學問”，把家事、國事暫擱。臺上的主講者是程翔，一位忠肝義膽、學識淵博、飽曆風霜、相識多年的老同學。他理性地分析香港的形勢，抱著熱切的期望，香港明天會更好，為中國的未來作出貢獻，做一個良心的典範。

我很榮幸被安排為第二位講者。我的題目是“從中華智慧、古今上下五千年，為香港把脈”。這些年來，香港身處在急劇轉變的旋渦裡，不少人感到迷茫、失落，不知何去何從，未來好像顯得份外渺茫！中國人擁有最悠久的歷史，是以所經歷的艱難困苦也特別豐富，憂患意識最強，對世情也看得最透徹。如蘇東坡的感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一時多少豪傑”？還不是“灰飛煙滅”，“人生如夢”？佛家說一切煩惱源自“我執”，體會“苦集滅道”四聖諦，自悟清明大智慧。如漢武帝劉徹的名言：“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 只有放下自我、跳出香港，才能看清未來。

治亂興衰的自然規律
日前余秋雨教授訪港，有緣跟他單獨閒談，他說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就是一門極為龐大的社會科學、專事研究人與宇宙的智慧。中國人的思維看似玄惑，其實是一種很簡樸的自然宇宙觀、一個簡易而自足的系統。宇宙、自然、社會、人生，都是陰陽變易的系統而已。聖哲們觀察天地萬物的演化，動靜盈虛、物極必反、盛極必衰，一切都在不停地流動與變化中，這是永恆不變的定律。推天道以明人事，千百年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延綿不絕，但其中經歷的變化，也在分合、成敗、起伏、苦樂中流轉。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在不斷重複的分合與治亂中延續。中國歷代的興替與分合，印證了這個《易道》的《波浪哲學》（圖1與2）：

    
圖1：《易道》的波浪哲學          圖2：中國歷代的興替與分合

隋唐盛世之後，雖有大統一，但若以漢族為主，基本上還是遵循著這個“分合之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必有名世者”， 治亂興替有其自然規律。“治”與“亂”，“專制”與“民主”，“分權”與“獨裁”，有如晝夜、寒暑，同屬《陰陽之道》中的兩極，是相對的現象，凡事“不治則亂”，這是最簡易不過的道理。月前成龍在博鰲論壇上的《香港太亂說》，被人毒罵“奴才”，芸芸的社會賢達與公眾傳媒，卻沒有人敢說一句公道話，可見眾生的我執與迷悟，連最基本尊重別人的自由與禮貌皆蕩然無存，社會的道德與正義何在？見利忘義、是非不分，好像已成為香港人的習慣，這難道是“國之將亡民先弊”的徵兆？今天我們市場經濟裡倡導的自由民主，主要來自西方文化。他們同樣經過專制獨裁與治亂的過程，當有一天“自由民主”過了頭，人們就會不自覺地走向另一端，舊瓶新酒，歷史不斷地在循環演化。去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子，讓我們反思無節制的資本主義與競逐私利，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香港的興衰
2005年4月，在《信報月刊》337期裡，我用《易道》來分析董建華的成敗，同樣的道理，今天也可以用來分析香港的興衰。百年前的香港，只是一個偏僻的小漁港，因為國內的亂勢，尤其是戰後，資本與人才雲集，成就了香港今天的繁榮。有人很不客氣的說：香港的繁榮，就是依靠國內的不幸與低迷，靠的就是“走私”與“洗錢”起家。這可能有點過分，但確也有它的玄機，如圖1所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消而彼長。根據波浪哲學，一切事物都處於循環中，香港的崛起，主因是國勢的變化，當年大量來港的移民，大都為了躲避戰亂，苟且偷生，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何來家國？只能委屈曲求全。經過數十年的艱苦奮鬥，終於事業有成，生活安定。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依，人性的弱點就是好逸惡勞，所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而管治制度，也在多年運作的傳統中日漸僵化，耽于逸樂與私利，使我們忘記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97回歸後，形勢大變，很多不懂《易道》的人，尚在緬懷前朝的“光輝燦爛”，因為那是正處於上升軌跡、艱苦奮鬥時期的“美麗回憶”，不談“民主自由”，“不思國事”，只顧利害。

在短短的數十年間，香港成為“東方之珠”，“世界經濟奇跡”之一，使香港人飄飄然，忘記了艱苦的歲月，更惶論中國傳統最重要的美德  --“謙遜”！中國的崛起，使香港原來的優勢逐漸消失，國際形勢逆轉，競爭威脅增強，加上回歸後，遇上世界性的經濟循環，形勢不利，如今，不少香港人失去了自信，甚或只懂竭力北上鑽營，迷而未返。（圖3）

圖3：香港的興衰循環

治國方略：人才與管理制度
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智慧裡，“治國安邦”是最被尊崇的學術，也是內容最為豐富的學問。從管理學的角度，管治的最關鍵因素，莫如人才與管理，包括制度的設計和管理規則的嚴格實施。沒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管理，更不可能有一流的績效。精良的制度設計和嚴格的管理措施，是達致最佳管理效果的保障。制度上的缺失，會從根本上影響管理目標的實現。而管理過程本身是否嚴格、措施是否有效，最終決定著管理的成效。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開明的君主，都是求才若渴，對優秀的治國人才萬分的渴望和期盼，從秦漢的九品中正，到唐代的科舉制度，逐漸發展完善。

所謂“管理”的制度與實施，歸根結底，必有它的基本哲學理念與意識形態。從秦孝公重用法家商鞅變法、西漢初無為而治、到漢武帝董仲舒的獨尊儒述，每一個盛世，大都有清晰的管治理念。而每一種制度，都必因時制宜，與時並進，方能成效，否則亦難逃崩潰的命運。最典型的，莫如今人大多“聞者厭之”的古代封建制度，它在當時的社會，歷盡上古堯舜禹湯文武都不曾被廢除，其實並不是不想廢除它，而是迫於當時的局勢，沒法廢除。相信這絕不是當時聖哲們的本意，而是為社會的發展和局勢所促成的結果。

香港的未來與管治
明乎此，回看香港的管治和興衰，就較容易洞察世情。首先，在上述的《易道循環》中，很明顯，香港的舊優勢已失，在新的競爭力未建立之前，完全沒法扭轉乾坤，加上如柏楊在他的名著《醜陋的中國人》中指出：“中國人的劣根性就是喜內鬥”，政壇上的權利鬥爭與朋黨，使香港人不單無法應付目前的困境，更不能集中力量去建立未來的競爭優勢。若繼續如此，只有導致民生疲憊，民怨沸騰，此乃動亂之危，相信今年的《七一遊行節》，又將使當政者如芒在背，寢食難安。如果香港人還有點遠見，想為下一代香港人謀福祉，就必須要認清整個大局的形勢，放下個人的名利與權欲，深自檢討，團結互助，勤儉建港，實事求是，努力重建未來競爭力， 才能早日脫出這下墜的頹勢，回復艱苦奮鬥的精神，重拾《吉》的軌跡。否則，正如在電視連續劇《張居正》的片首語所言當時的明朝：“管治政制頹敗，朝中有志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臣與志士仁人，卻又不得不在權力的傾紮中疲於奔命……”洪清田博士倡導《香港學》，也是在這無奈中的“無所為而為的努力”，希望喚醒沉睡中的香港人，不致繼續迷惘、沉淪。此調聽似悲觀，實有其積極的意義。福兮禍所倚，香港絕對不會從地圖上消失，未來的香港也一定會再次站起來，關鍵是我們何時醒覺。相信最壞的時刻，尚未到來！

談到香港的管治，同理，只要重點放在“求賢若渴”，用人不再唯親，虛懷若谷，香港人才濟濟，只要有無私慧眼，自有賢才。《論語。泰伯第八》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些道理，有些“現代人”看來可能有點“迂腐”，但對看透人性、洞察世情的智者來說，當中涵藏著很多的智慧。可惜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五千年來，人才的浪費，錯過的良機，俯拾即是，這是自然現象。誠心修煉“伯樂之道”，正是當權者的當務之急。

除了人才，同樣重要的是管治制度。如上述，任何制度若不與時並進，都會百病叢生，繼而崩潰。當很多政黨、議員，為公為私，還在致力維護《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時刻，世界形勢已在悄悄地改變。如《易道》所示，任何相信“五十不變”的，都是“單純與天真”。當年的協定，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香港從英國人的手上平穩地回歸，如今這目的已達，而更重要而迫切的課題，是如何使“香港明天會更好”！為香港人的下一代與未來謀幸福。如上述，若要脫出《凶》境，首要是理智而客觀地深自檢討，認清形勢與未來發展的規律。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是：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無論有多寬容的“自治權”，我們無法擁有完全獨立的“主權”。面對著急劇轉變的新形勢，過去英國殖民統治遺下的制度與辦事方式，也必須隨著形勢的改變而改變，否則無法應變，如何去蕪存菁、官民協作、增強競爭力，已是急不容緩的事。近日傳媒熱烈討論的《曹二寶新論》、甚而有人提出《能人治港論》，都是人心思變的一些徵兆，觀象取意，有識者善察之。

漢代以來，歷朝多以“外儒內法”治國，“緣人情、人性”而治，“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從“賢”不從“眾”，一切講求“合情、合理、合法”。香港的管治理念究竟是什麼？相信絕不是“我要做好這份工”這麼簡單。面對社會上深層的矛盾，我們是否太迷信“法治”了？只要合法，是否就能任意而為之？在法律之上？社會是否有更高的“道德標準”來規範？道德是判斷一個行為正當與否的觀念標準。道德是調節人們行為的一種社會規範。沒有規範的社會，只有弱肉強食，一切只求私利，導致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近日的上市公司私有化，就是最佳的例子。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書生之言、布衣之士論政，通常成效甚微。眾業共緣，福自己求。子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公治長第五》 ）紙短情長，言不盡意，只能寄望《香港明天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