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文化與香港之《本》
日前出席西九文化中心計劃的諮詢會，聽主持們介紹他們的鴻圖偉略，真希望他們所構想的“美好將來”能有一天在香港實現，建立一個真正的《文化之都》，那將是港人之福。可是陡然想起《論語。學而》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如果要建設香港為文化之都，我們的《文化》究竟是甚麼？我們應建立怎樣的《文化》？香港的《本》何在？
錢穆先生說：《文化》就是生活與人生、是匯合大群集體多方面的人生。人生脫不了文化而獨立，文化與生活是一體的兩面，文化必須從生活開始。人類的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

一、屬於物質經濟方面的
這是人對物的問題。停留在人生基本需要，只懂追求物質經濟的文化，只是一種《原始文化》。

二、屬於政治社會方面的
這是人對人的問題。人類的聚居逐漸形成了社會群體，繼而產生政治，建立集團、城市、國家。為著集體的利益，政治必帶有權力性，要求人們去服從，並同時帶有鬥爭性，繼而使人群隔離和對立。

三、屬於精神心靈方面的
這是心對心的問題，是人生的本質。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但心靈活動是有其共通性的，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有心對心，感通與融和，才能把人類融成一個整體，建立高層的文化。

人類文化中最堅實的是心靈，它能啟發、感通、累積、變化、享受。物質的人生有限，而心靈的人生是無限的，不受空間時間所限制。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是先獲得物質（經濟）方面的給養，再得到政治的安定，然後激發相互間心靈的感通。文學、藝術、音樂、繪畫等優質文化， 莫不如是。文化又可以說是生活智慧的傳承。而不同的地域、歷史、風氣、人物術語，文化就是大群集體人生的一個“共業”。那香港的文化，究竟是屬於那一個層次？我們的《文化中心》、《文化政策》，指的是那一種文化？

百年前的香港，只是一個偏僻的小漁港，因為國內的亂勢，資本與人才雲集，成就了香港今天的繁榮。香港的崛起，源於國勢的變化，港人大都為了躲避戰亂，苟且偷生，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委曲求全。經過數十年的艱苦奮鬥，終於事業有成，生活安定。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依，人性的弱點就是好逸惡勞，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而管治的制度，若不與時並進，也會日漸僵化而落伍。中國的崛起，使香港原來的優勢逐漸消失，國際形勢逆轉，競爭威脅增強，加上回歸後，遇上世界性的經濟循環，形勢不利，如今，許多香港人好像失去了自信，不少人感到迷茫與無奈。

原是窮鄉僻壤的國土，經歷百年的殖民地統治，香港的社會早已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從好的一面看，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說得不好聽，是一個“不中不西的地方”。中華民族的根，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那香港的《本》究竟是甚麼？香港的《文化》是甚?？我們是否仍停留在因為要“委曲求存”，而只懂追求金錢與物質經濟的《原始文化》？還是在政治混沌中們說香港是一個《物質高度發達》的城市，相信不少人會同意。但若我們說香港是一個《精神心靈文明》高層次的文化中心，相信很多人也不會苟同。日前在一個由香港教育學院院長張炳良教授與洪青田博士主辦的人文沙龍中，林煥光先生說：“香港是一個有靈魂的城市”。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我們這一代，都是從苦難與奮鬥中成長的，不少人明做的值道、嚴鬥的要，在來歲裡在代質明與現實功利的薰陶下，香港人的“靈魂”與“文化”，是在提升，還是墮落？

西九文化中心只是香港的一項建設，並不是一個獨立體，它必須要依靠整體的社會而存活。《本》立《道》才能《生》。我們現在只談《西九》而不談香港的文化之《本》，是否有點捨本而逐末？若要《西九》成功，成為“地標”，成為香港人感到驕傲的“成就”，首先就要弄清香港文化之《本》，因勢而利導，才能建立文化的風氣，形成‘氣候’。今天的香港，是有因有果、有傳統有歷史的緣眾共業。羅馬，並不是一天建成的。歷史要靠人，人可使歷史變為光明，也可變成黑暗。凡事必須水到然後渠成。人的成長也一樣，要培育、要等待時機，機緣成熟了，就會形成氣候，地靈自有人傑。有了人才，方能改換歷史，成就歷史。孔子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所謂文武之道，就是歷史的人得其大，知道重心和關鍵所在。是以中華文化強調“從賢”，而非“從眾”。文化應是發自內心、建立在我們的感情、理智、和生命的價值上的。關鍵是我們的‘賢人’在那裡？若有‘賢人’，又是否當位？能否讓其發揮才華，為社會奉獻、造福人群？香港有這樣的風氣、人才與群眾嗎？
我們不敢奢望，但卻熱切期望能去除僵化的思維、浮跨之風、脫出目前的困境，建立一個文化的香港。如果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扭轉乾坤，就必須要開新風氣、新文化、新定位、以新的思維、新的突破，培育新一代的人才、建立新的競爭優勢，並從內心透露出光明和決心，打造未來的新香港。可惜當局者往往迷，或因戀棧權位而袖手，不願披荊斬棘，去開創未來，因為歷來“改革者多沒有好下場”，遠如商鞅與王安石、近如前特首董建華與前財政司梁錦松。若真如是，則只能“禮失求諸野”，而一股股的民間力量，正在醞釀、在默默的耕耘，假以時勢、孕育栽培，星星之火，或可燎原。

從這樣的推論，不難察覺《西九》計劃的《本》，是在於香港的未來，領導者是否能“以新思維、新定位、開創新風氣、陶鑄新文化、達成新的突破”？而不會陷入因為擁有這樣的一塊新地皮，“順應”民意，不好意思變成赤裸裸的、只為賺錢的地產項目，才塗姿抹粉的成立一個“文化中心”，為建設而建設的困局。一個沒有未來願景、沒有文化的社會，沒有文化修養的群眾，是無法支撐一個真正有靈魂的“文化中心”的。且讓我們提出一些核心問題，若當政者與香港人能撫心自問、誠心解答，也許能看到一點未來的曙光：

1) 香港的定位和願景：

香港未來的定位是什麼？香港在中國整體發展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回歸後，《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是什麼?五十年之後又怎樣？香港應如何面對及把握這些在急劇轉變中的機緣？

2) 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文化政策是什麼？為配合香港的定位和願景，香港需要怎樣的文化和風氣？中西文化，孰重孰輕，如何平衡其間的矛盾與融和？香港政府在文化方面有什麼政策？又做了些什麼切實而長遠的工作？香港的教育如何配合文化政策？怎樣培育“文化新一代”？香港需要怎樣的新一代文化人才？如何建設，才能形成適當的氣候?香港政府有沒有這個“心”和“力不“放火”，為下的能否“點燈”？

3) 香港的人才：

香港需要些什麼人才？我們想培育出怎樣的人才？是為香港？中國？還是外國？他們適合於在那裡發展？如何為香港和中國作出貢獻？回饋社會？他們的價值觀奠基於什麼？如何形成？如何提高人才的質素？

4) 香港的競爭力：

面對國內外的挑戰，香港未來的競爭力在那裡？香港的最重要的資源是什麼? 如何培育它的最佳品質、發揮最大成效？香港的優勢與弱點是什麼?機會與威脅在那裡？

香港從來就是中國的地方，回歸後，更成為中國一個重要的部分。可是，香港人對中國及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瞭解多少？時代不斷在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中國文化向重安定，不重富強，在政治上求‘安’，經濟上求‘足’。理想的政治是儘量減輕其權力性，使不致引起對外的一切鬥爭，而在最小量的服從和拘束中，獲得最大的自由和平等。過分的自由（或民主）和專制，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不少香港人對中華文化不單認識不深，甚至好像還有點隔膜和恐懼，談到中文，不少更是“望文言而生畏、看英語而傳神”。要不，就是只懂通俗的、本地化的廣東話文章。英國人的文化自有它獨特的智慧，而他們的制度也有其優秀之處，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適當地取長補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東方文化是內傾的，而西方文化是外傾的。西方文化精神傾向於求在外表現，主要是物質形象，它的長處在具體、凝定、屹立、長在、有強固性、也有感染性。而物質形象的產出，原是由於人的生機與靈性的展現，但到後來，它可以壓迫人，使人的靈性窒息，生機停滯。西方文化講學問，分門別類，有組織、有系統、甚至定了型。從中華文化的角度，一門學問若劃分得太清楚，太定型了，反而受到局限，無法向前發展。《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西方文化重視的是“器”，而中華文化重視的是“道”，中國人必從器求道。《道》簡單地說，就是大自然萬事萬物的規律，宇宙間的大智慧。而中國人常說的所謂《道》，亦即是文化中的價值和意義，並且把文化傳統精神表現寄託在個人的身和心，以個人為出發點，是以人皆可以屠刀，立地成佛”異曲而同工。《道》，不分教派，殊途而同歸，自然而充沛於宇宙大地。

中國人知《變》是常理，無論多輝煌的盛世如漢唐，總有一天會灰飛煙滅。是以強調無論在任何?或逆的環境與條件下，都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各自修煉成一“完人”，即完成其為一個有意義、有價值、合理想、合標準的人。同時要通變、自強不息。若一個人能生活得每天有進步，那不是一個最快樂的人生？進步是無止境的，只要盡心盡力，活在當下，就可以完成自在社會，成為“完人”。又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一步地向前，一步步地完成，這不就是最標準、最理想、最有意義和最有價值的人生嗎？就是基於這樣的《文化》與《易道》理念，我們成立了《中華智慧管理學會》，貫徹終身學習，要能博大要能精，每天進步，分享智慧、施受同福。中華文化是《道》的文化，論釋，生智只一，是《》然《道行，重科不分教派、不言階層、不辨智愚、不論貧富，有緣者得之。努力使自己成為“完人”，修己而後安人，?圣然后外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子曰：「君子遵道而行，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俱俱之心，竊慕此矣。歡迎有緣者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一起努力向上。

中華智慧管理學會會長　彭泓基
己丑年冬　

2009年12月29日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