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2005年7月號《信報月刊》

禍福起伏,否極泰來,長江後浪推前浪,生生不息,本是常理。易道循環,事物的發展永遠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然後探求「中庸之道」。八年來,董先生為香港鞠躬盡瘁,終於不得不「抱恙請辭」。很多人在雀躍,但同樣亦有不少人感到唏噓。遙想八年前董先生當選時,那熱烈的擁戴和燦爛的風光,如今安在?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明乎此,對一切事物的善惡,興衰成敗,看法自有不同。一切事物,總有其因果,循環不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這次戲劇性的轉折,絕不是偶然的,其中背後往往蘊含藏著深層的意義。在複雜的宏觀與微觀政經環境下,無論中央,國際間與香港人,對新特首都有著不同的期望。新特首將任重而道遠。

香港人最關心的莫乎民生與經濟,其次才是政治和理想。香港人深信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法治,民主,自由是未來繁榮的基石。但在「毫無異議」的「共識」下,真正實行時,往往會出現分歧。在民主制度下,因為各方立場與識見不同,永遠脫不掉「爭拗」的現象,而在無法「妥協」下,最後如何「定奪」?這將是新特首必須面對的考驗。新官上任,自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期望,甚至非常細緻的建議。在眾說紛芸中,香港人是否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優劣和方向?香港人很勤奮、聰穎、靈巧．但同時也很務實,金錢至上。唐魏徵在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裡,指出:「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我們的「根本」、「泉源」、「德義」在那裡?若「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希望新特首能客觀而務實地探求深層的意義,誠意正心地問:

中國的未來如何?
香港、中國和世界的關係與定為如何?
從香港看中國、從中國看香港,這分歧如何融合?
香港與國內其他城市與省份的相對定位與關係如何?
香港今天的定位是甚麼?
我們的競爭優勢在那裡?
香港有甚麼特點使我們賴以生存?
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中國與世界舞台上,香港應處怎樣的位置?

同樣的問題,十年、五十年後的答案是甚麼?若能把這些最基本而關鍵性的問題理順,一切執行細節和策略,如刨丁解牛,本立而成效著。若不把它們弄清,一切的政綱,會陷入本末倒置的謬誤。希望新特首能注重「根本泉源與德意義」,帶領香港人建立獨特的競爭優勢,安居而樂業。
隨著現時的發展趨勢,五十年後的中國,將是另一番的新氣象,香港人要學習的,是如何去適應與融入中國的大家庭,建立自己的優勢,而不是抱殘守缺,活在過去的「繁榮」裡。中華五千年的文化與歷史,凝聚了寶貴的智慧,「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知得失」。古為今用,期望新特首勵精圖治,借鑒唐太宗名垂千古「貞觀之治」的智慧,當年輝煌的功業,全賴知人善任,提倡文教、整頓吏治、崇儉愛民、改善制度、平抑門第,身體力行,鞠躬盡瘁。

儒家的「為政以德」、「內聖外王」之道,強調「修己」與「用人」。以「貞觀之治」為鑒,首先是「知人善任」、「整頓吏治」與「改善制度」。在倉卒中成立的「局長制」和公務員架構,應該是到了檢討的時候,只有徹底的改革,才能真正地發揮人才的效用。在兼聽與偏信的夾縫中,如何加強政府的諮詢架構,改變「小圈子」文化,廣納賢才,客觀評估官員的表現,建立有效的賞罰制度,擺脫「金飯碗」文化、保護主義,已是當務之急。荀子說:「做領袖的必須懂得知人善任,而做臣子的則須提高自身的能力,善於處理具體的事物。」不懂善用賢能的人,他們必會離去。只有建立優良的制度,健康的組織文化,才能使賢能的人有機會發揮。現時政府的咨詢架構,設立委員會無數,但大多名存而實亡,因為大部份被小圈子所壟斷,而不是真正的廣開言路,招賢納士。一個「名人」,可以同時出任多個公職,試問那能分身?那有專業的貢獻?而有些人更以「收集公職」為樂,欺世盜名。這些類似的弊端,不可勝數,若不予以改善,有識見的有志之士,又如何能為香港效力?

此外,新特首必須同時「崇儉愛民」,「提倡文教」。當年的唐太宗自奉儉約,輕徭薄賦，又能撫恤民生，寬省刑法，更經常遣使巡察四方，除民疾苦,方得大治。新特首要努力協助香港人繁衍生息,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努力提倡學術,維護中華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化的道德教育,從整體性的文娛策略和推廣,賦予較高層次的生命意義,讓香港人過著富足而文明的生活,不致淪為不顧法紀、鄙俗的、金錢的奴隸。多年來,香港的繁榮,有目共睹,但在一些「有識之士」眼中,仍脫不掉那「文化沙漠」的形像。香港有很不錯的文藝活動和設施,可是往往只局限於小圈子裡,全民的文化意識和修養,仍是非常的淡薄。外訪學者龍應台這幾年不斷發表有關香港文化現象的文章,雖然筆者無法完全認同,但無可否認,她確點出了一些香港的深層問題。那「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年代,早已過去了,但香港未來的路向怎麼走?還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地享受著「繁榮的成果」?回歸後的香港,雖已減少了「重西輕中」的民風,但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仍然感到陌生。香港仍然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中國的文化蘊含著豐富的高質文明和哲理,若能融合西方的優點,當能使香港生出異彩,建立獨特的定位和優勢。關鍵是我們的新特首,是否有這個修為和抱負,把香港提昇到另一個嶄新的層次。

不患貧而患不均。香港的貧富越來越懸殊,一些接近壟斷的大財團的極度發展,唯利是圖,妄顧大眾的整體利益和社會責任,若不加以調節,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負面的影響,甚至社會的不穩。當年唐太宗天下初定,為「平抑門第」,消融社會階級的對立，糾正魏晉以來重視門第的風氣，以功臣代替世冑，以科舉代替門第，社會漸趨平等,因而大治。香港人的知識水平很高,明眼人都體會到私相受授,官商勾結、黑箱作業的憂慮。英國殖民地時期的架構,雖然並不完美,也總有其優勝之處。西方的政治與管理哲學注重「制衡」,怕的就是出現無法控制的,人治的弊端,一發而不可收拾,為禍深遠。如果香港要「長治久安」,就必須要有一套有效的機制,維護社會的公義。單靠法律是不足的,因為現代的法制,已逐漸淪為「技術的游戲」,當形而上的原則與法制有矛盾時, 技術性的制度多會取而代之。近年層出不窮的有爭議的案例,如釋法等,就是最好的明證。若政府的威信無法使港人信服,無法平衡港人的心裡需求,在重重的矛盾中無法妥協,有一天,可能會出現「法庭治港」的境況。

凡有人的地方,就要面對「內憂外患」。香港是世界知名的國際大都市,我們除了努力維護得來不易的國際名聲外,更同時要拓展國內的「外交」,因為香港已成為中國複雜的政治體系的一員,絕不能永遠凡事依靠中央的「施予」。「雍正王朝」的智慧,教導我們必須要依靠自己與眾「兄弟」的力量,才能成其大業。在中國的政壇上,地方與人事的關係錯綜複雜、派系林立,官員們畢生在官場上打滾,需要非常專業的學問和經驗。受殖民統治的香港,向來只聽命與英國,官員們忠實地執行既定政策,無須太理會敏感而複雜的政治。但回歸後,形勢大變,在「港人治港」的政策下,香港不單要面對國際性的挑戰,還要了解和建立國內廣泛的關係,否則在中國的政壇上,香港會逐漸被「邊緣化」,甚至成為「政治的孤兒」。當「父王」寵愛時,尚可安定繁榮,可是,若有一天失寵,或「受讒被貶」,則後果會相當不利。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歷史上,俯拾即是。居安思危,特首之責!

這些「老生常談」的管治之道,知易行難。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治是很現實的,若新特首自己的地位與權力未穩,如何奢談改革?「治大國若烹小鮮」,改革者更是如履薄冰。但無論如何,有期望與理想,總比為政治現實而低頭,尸位數餐,來得有意義。管理之道,在「修己及人」。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以修己為本,因為當一個人大權在握,躊躇滿志,飛龍在天的時候,最容易剛愎自用,忠言逆耳,任意妄為。諸葛亮談對將領的要求是:「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眾叛。將不可吝,吝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則軍無功,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吝,亦為「小過」。「不以過小而為之」,是做領導者的基本原則。期望新特首能以魏徵的「十思」為鑒:「知足自戒,知止安人,思謙自牧,思江海而下百川,戒奢以為度,慎始而敬終,虛心以納下,正身以黜惡,無因喜以謬賞因怒而濫刑」。再勤習「九德」的修為:寬大而有紀律、溫和而有能力、嚴謹恭敬而不冷淡、謹慎而有能力解決問題、外柔而,無內剛、率直而溫和、外在剛健、內在充實、勇敢而有正義感。那香港人就有福了!

當年唐太宗權傾天下,而猶「心存百姓,先正其身,居安思危,戒奢崇儉」,天下才得以大治,「貞觀之治」才能名垂青史。我們無法要求新特首是「聖人」,但總可以有一個期望,一些尺度。拙筆之際,知道曾蔭權先生已自動當選,正是否極泰來,無論如何,我們深信新任特首,定能帶領著香港人走出迷霧,明天會更好!

後記:
對於權貴,我向來不抱任何奢望,因為當位者往往執迷,或因為人在江湖,而身不由己,能跳出樊籠者,能有幾人?許多的忠言,不被重視,只因為並非出自「有份量」的人口中。權與勢,有其命與運的因果,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巧合。當一切繁華消逝,虛名成為過去,還我本來面目,卻陡然無法知悉「過去心、現在心,與未來心」,究在那裡?忙亂與虛榮,很容易使人迷失本性。心無所住,自會生出慈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