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困境與中國的律法

香港的困境

在全國人大通過普選框架的前夕，我們邀請了在泛民中相對「中立」的民協主席馮檢基議員來學會分享他從政的經驗和體悟。中華智慧管理學會的立場向來是「不求名利、遠離權色、政治中立、宗教超然、實事求是」。這個講座，只為身處被傳媒扭曲的資訊環境中，試圖從前線人物的口中，推敲社會的實況，減少「感性」的誤差。

馮議員行色匆匆，剛從深圳會晤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匆匆回港，在百忙中仍抽空赴會。他誠意地徵詢與會者對近日泛民的意見。有人指出泛民議員在出席會議前，就已劃下底線，簽署聯合聲明，似乎違反了《孫子兵法》中最基本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原則，有點缺乏「中華智慧」。不單是「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甚至可能陷入「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的困局。在彼強己弱的形勢下，怎能不「鍛羽而歸」？

在民主政治?，往往是政治人物率先仔細思考問題，權衡利害，然後把問題標示給大眾，讓他們去選擇。而民眾在選擇時，多以自己的利益來做標準，很少人能拋開一己之私，高瞻遠矚，為廣大的社會求福祉。傳媒是討論問題的平台，應保持客觀，讓大家各抒己見，理性交流，然後盡力作出理性的選擇。可惜現今的政黨，歇力試圖操縱人們的情緒，不談政見和願景。民眾也不用媒體來討論意見，傳媒為了銷量，則跟著讀者降低品味，嘩眾取寵，煽動人們的感性情緒，而不是客觀報導、理性分析。不少報紙，經常以大幅的彩圖搶佔篇幅，因為現今許多讀者，已不再閱讀文字，但求「過癮」。有些品格低下的傳媒，甚至逐漸淪為破壞社會的寄生蟲，早已失去作為討論平台的功能。

身處這樣缺乏理性、只有偏見的資訊環境中，人們的「政見」往往陷入情緒化的「陷阱」而不自覺，有些更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道不同不相為謀」，壁壘分明，甚至在家庭、學校、企業中，都出現分歧、甚至紛爭。於是，人們在批評時事和政局時，不是考慮政策的好壞、事情的對錯，而是甚麼人講的、做的？他代表甚麼人？是「自己人」嗎？凡是「同道」，不問情由，一律支持，否則反之！這些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而是普世的民主制度，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近如台灣，遠如美國，皆不能倖免。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最基本的常理。任何哲學學派與政治思想和制度，推敲和發展到最後，都會變壞、落到死胡同?。理想與現實，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孿生矛盾，如影隨形，無法擺脫。

中國的律法

當「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成為世界潮流、並以為源於英國的「普通法」(Common Laws)是最合理而嚴謹的法律系統時，不少人以為中華文化的法制薄弱，常有「無法無天」的現象。且讓我們試圖探討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律法究竟怎樣！

自秦孝公勵精圖治，商鞅變法，依法治國，始皇一統天下，至漢代的蕭何，歷史上的「律令」，實際上是「刑法」，並沒有「法理學」。董仲舒的《春秋斷獄》是奠基於儒家的經典、孔子所界定的理想世界，法律是用來維持這個理想社會的人間秩序。在儒家的「和諧社會」?，人與人的義務關係是相對的，在法律面前，人人並「不」平等，法律是看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而定。中國人講求「合情、合理、合法」，並依此先後。中國人的法律，重點是「人情」，「天理」是宋明理學以後才加上去的。「理」是本，「氣」是它的現象。外在的環境可以把「氣」扭曲，是為「人欲」。所以理學家們提倡「去人欲、存天理」，而《大學》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成為自省的規條。法律是要由官來執行的，賞罰善惡，矯正偏差，以維持和諧社會。這一切都在「人情」之內，所以「先禮後刑」，調和為上。跟現今倡議的先「仲裁」(Arbitration)，後「訴訟」的精神，殊途同歸。

西方大陸法典的根本，源於啟蒙運動之後的《拿破侖法典》，原意並非追求社會和諧，而是為保護人權。這一套理念，跟原來中國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要把兩者聯結，很不容易，甚至是相互矛盾。而中國面對的問題結癥，在於一個大國，為了維持運作，必先取得各地的和諧，否則就達不到整體的和諧。中國地廣人多，「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人口擁擠的跟人口稀少的地區，各處鄉村各處「例」，加上民族眾多、習慣不同、價值觀念的差異極大。隨著各地的民風和政策不同，法「例」需要視乎各地的實際情況而形成不同的規範。

中國的歷史，複雜而曲折，法律的精神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轉折。「唐律」是從北朝接下來的，當時的五胡亂華、南北朝時代，是靠「征服」立國的，人際間並非完全以親屬而界定，也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因此權利完全不一樣。「宋律」對「唐律」做了很大的改革，把儒家的精神滲透得很深，開始有比較完整的「法理」，但訂立時，尚未有「理學」，那是直至「明律」，才滲入「天理」的概念。「明律」伸延自「宋律」，從唐朝的尊卑，演變成「主和佃」的關係。可惜這些歷朝積累的智慧，被清代統治者一手推翻，因為滿清是「征服者」，因此「清律」轉成了「主與奴」的法律。同時，在地方的「例」上，也經過時代的洗禮而變異。所以，要明瞭中國的「法理學」和哲學基礎，必須要從儒家的理念思考、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結構和權利關係，而不是盲目地照搬外國的理念，硬套上去並指責中國的「封建和落後」。凡事有其「果」必有其「因」，索本尋源，推理分析，方能窺其奧。

當中國的地方官遇上棘手的案件時，跟西方法制很不同，他不會馬上宣判，而是先要聽聽當地的輿論，然後再反映到法律上，因此常有「微服出巡」之舉，目的是為了維持實際運作。因為輿論是「公眾道德」，因此很多時「和解大於審判」，只有這樣，「律」和當地的民間風俗，才能得到協調。或有人說，這不是握殺「公義」(justice)？這固然並非最理想的「尋求公義」的方法，但對於真正了解現代法律制度的專業人士來說，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真正掌握「公義」，因為現今的律法世界，早已淪為「技術系統」。這當然包括「陪審團」的制度，以票數掌握一個犯人的命運。

古代有良心的好官，對律法的體悟是：「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歐陽修《瀧岡阡表》）雖然千辛萬苦地終於破了案，心?仍感到十分難過，因為悲痛著：「為甚麼有人會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這是誰的錯？」為官者，常懷父母心。 回溯廿世紀的中國，從中華民國到新中國的成立，從來就沒有安定過，「治亂世、用重刑」，中國的法律歷程，坎坷而曲折，至今如是。要兼顧實際形勢、調整自身的內部矛盾已然不易，尚要調和源於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律法，那是一個多麼艱巨的任務。這正是目前中港矛盾的源頭之一。

明白了這些基本的歷史理念，也許您會對中國的律法，開始抱另一種心情去看待。筆者並非為中國現況「開脫」，而是「實事求是」、「以史為鑑」。正如錢穆先生痛心世情，在他的名著《國史大綱》的《引論》中，苦口婆心地告誡國人：「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錢先生已仙遊，親手創建的「新亞書院」仍然屹立，目睹今天香港的亂局，能不唏噓？

結語

北宋時期，大儒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期許，他指出了四個最重要的方向。分別是「哲學家」、「實踐的服務者」、「知識的傳授者」和「理想境界的建構者」。世事紛紜，當人們日趨埋沒理性，只以感性行事，把社會逐漸推向「毀滅」的邊緣時，中華智慧管理學會不自量力，明知不可為，卻希望在有限的資源中，試圖在這些不同的領域，盡一分微博的力量，在不完美的世界?，活出美滿一點的人生。浮世而獨立，在只顧追名逐利、紛紜的亂世中，明晰自省，自求多福。

中華智慧管理學會創會會長

彭泓基

2014年 9月

參考：

《許倬雲講演錄：知識份子 ── 歷史與未來》

《歷史大脈絡》── 許倬雲

《錢賓四先生全集》之廿七：《國史大綱》

《錢賓四先生全集》之三十七：《民族與文化》

《錢賓四先生全集》之四十四：《中國文化叢談》

《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by Eric J. Hobsbawm